直到今天“人文攝影家”們仍感到難拍的水泥大廣場、無味的大街、符號特征過強的文物、枯燥的國家紀念碑，在此卻成了求之不得的對象。更讓我感到驚奇的是，他拍攝了幾張外國人表演的照片，但年正是皮爾卡丹率先來到中國的時節(jié)。優(yōu)秀的攝影家也難以把握而庸俗攝影師變?yōu)猷孱^的洋人形象，在這里很順滑地被納入他的“家國天下”敘事系統(tǒng)。在佬京的鏡頭里，他們也只是現(xiàn)象、表情或“百姓”。直到今天，中國攝影家鏡頭下的外國人都不太自然，這點是不如布列松和馬克·呂布的中國影像的。這個細節(jié)似乎說明我們還不是備一種普世的高度。一定的高度能讓一切膚色、文化和政治的樊籬立刻粉碎。在一種有智慧的攝影行為中，一切對象皆是合理，沒有一處不利因素。
那是1980年代的北京，一派手的熱浪總在翻滾。只有一只手真正地舉起了相機——你欺負我？我抽你丫的，我拍你丫的！于是他在一世之中，真正地做過幾天英雄……廣場上的人們，游來又散去。散去的人，還是得佝僂在自家的一畝三分地，愁著春種稻來秋入倉，盼著老婆孩子和熱炕，面對著各自不同然而太多艱難的人生遭際。見識過偉大也未必一定偉大，見識過偉大也可能更加卑微。在那散去的人們中，也有佬京，他散出了攝影圈（那時他也算是圈中一員），散出了1980年代的北京。英雄往往只能面對宏大，而死于日常。在深圳，他以零散的廣告攝影艱難的生存，他拒絕被納入一種單位或公司體制。兇猛的鷹隼變成了偷機的麻雀，這讓人吃驚卻不讓人意外：生存的壓力總能制伏潛在的雄心，而資本的時代似乎比過去的計劃年代更為兇殘。只是我感到遺憾：什么時候佬京才能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并重新與現(xiàn)實對峙，對應揭示出另一個時代的真相？人生的焦慮無處不在，舒緩焦慮的最好方法就是作品�！洞笤捨饔巍愤@么說：“我猜中了開頭，卻猜不中結尾�！毕Ｍ芯┎皇沁@樣，希望他勇敢的繼續(xù)拍出另外一百張底片。拍攝是一種反抗，正如耐克廣告所說：just do it！要知道，比起當年，這個時代正更加無恥地袒露著它全部的淫蕩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