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日里中國最輕浮的廣東人的臉上，我看到了一種不平常的平靜。我不太能確定是什么造就了這種表情。他們曾宗教般虔誠地背誦毛的語錄，現(xiàn)在則開始關(guān)心自己的未來命系何處。
從那時我便了解到，毛的去世，是占全人類四分之一的十億中國人預(yù)料中的震驚。他們花了遠超過自己想象的時間從震驚中恢復(fù)過來；他們需要重新思考沒有毛的未來。
此后我多次因公回到中國，停留時間從幾周到數(shù)月不等。但我很快意識到，我需要更多的時間來了解中國，了解她復(fù)雜的歷史，了解政治給這個國家的人民和制度帶來的巨大影響。而要想以影像呈現(xiàn)這個國家，我必須建立各種個人關(guān)系，并要付出比一般中國人多得多的耐心。
從1979年秋天起，我作為《時代》的攝影師再次回到中國，不久還加入了美聯(lián)社。能夠說一口漢語和幾省方言的確令我工作起來比其他攝影師輕松一些，但這輕松不宜過高估計。這是一個外國人被排斥于重大事件之外的國家，盡管如此，我從未因我的報道和圖片而招致政府的阻撓。在中國，我們可以自由地質(zhì)疑和拒絕我們接受到的信息。對我來說，這才是出版自由的真正晴雨表。
多年來我與我的中國官方同行之間建立起了良好和睦的關(guān)系，盡管我們的審美取向往往大相徑庭，并且在一幅好的攝影作品的標準上分歧良多。
1979年8月，美國前副總統(tǒng)蒙代爾(Walter Mondale)訪問《時代》雜志北京分社，其間我與蒙代爾夫人和她的女兒一起參觀了北京一家景泰藍工廠。當(dāng)我準備拍攝一張母女二人選購紀念品的照片時，一只手伸進了我的取景器，把女士們前面的玻璃盒上的一只煙灰缸調(diào)整了位置。
我回頭看見了一位新華社攝影記者。顯然這只煙灰缸擾亂了他的審美構(gòu)圖，使他最終忍不住伸手去移動它。然后，他按動他的祿萊120的閃光燈，拍下了照片。
許多中國攝影師，就像我的這位新華社同仁一樣，相信應(yīng)該像處理一幅傳統(tǒng)中國山水畫一樣去拍一張照片。中國攝影在很大程度上受毛澤東思想關(guān)于人與自然和諧觀念的影響。這位新華社的攝影記者想必認為煙灰缸破壞了照片的平衡，所以將它剔除出去。
一趟山西煤谷口煤礦之旅讓我更加諳熟中國式攝影對內(nèi)容的要求。在拍攝一群滿面煤灰的煤礦工人時，一位干部發(fā)出了反對的聲音：“礦工們不愿被拍成這樣，看上去多不干凈。”仿佛中國的礦工是世界上唯一一群在650米深的地下作業(yè)后儀容不整的人，這位干部建議我等他們洗完澡之后再來拍。
在中國，官方組織的參觀往往都不是自然發(fā)生的。工人和農(nóng)民通常都會被要求提前打掃工作場所，梳洗一番才來迎接國外友人。每次看到“熱烈歡迎美國友人”的牌子，我都會想起這一點。
1981年的冬天，我來到哈爾濱。這座粗獷的工業(yè)城市矗立在黑龍江東北部一塊肥沃的土地上，黑龍江省與蘇聯(lián)共享著3400公里長的邊界。在去機場的路上，我看到大約100名農(nóng)民跟隨在一列卡車后面，每個人都戴著一副朋克太陽眼鏡。他們揮舞著大紙扇，載歌載舞，慶祝傳統(tǒng)春節(jié)。當(dāng)?shù)仡I(lǐng)導(dǎo)迫切地想讓我拍下這群快樂的農(nóng)民演員那鮮紅的臉蛋和嘴唇，但他堅持要我等隊伍站好了之后再拍�！皼]關(guān)系，”我說，“這是抓拍。”“什么是抓拍？”他站在我的徠卡面前，友善地問。
決不能以此判定中國人對攝影心懷敵意。我從沒有見過哪個民族會這么愿意從他們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大筆的錢用來拍照。從故宮到長城，到天壇，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中國游客擺姿勢拍照。北京站地鐵里有家由一些沒有受過專業(yè)訓(xùn)練的年輕人操持的照相館，顧客付3角錢就可以在一列火車前拍一張照片。一家有兩盞鎢絲燈的照相館甚至為顧客提供裝飾用品——女士是手袋和塑料花，男士則是西裝和領(lǐng)帶。
我可以和中國的攝影師交上朋友，但這并不容易。我曾經(jīng)邀請四位《中國日報》的攝影記者來我的公寓吃飯，順便討論一項攝影計劃。其中一位攝影師表示需要跟他的主編商量一下是否方便接受邀請。一個星期后，他電話告知我最好另擇地點——顯然，我的住所不合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