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關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為《時代》（Time）雜志北京首個辦事處的一員，成為《時代》在中國的第一位常駐北京的外籍攝影記者。
其實在那之前，我作為職業(yè)攝影記者與中國的接觸就已經(jīng)在震驚中開始。1976年的大地震將唐山摧毀，就連唐山以北150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傳過來的時侯，我正在歐洲拍攝在里斯本作競選巡回演說的葡萄牙共產(chǎn)黨候選人。隨后，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傳來，我前往西班牙拍攝社會黨候選人菲利普·岡薩雷斯（Philippe Gonzalez）。當時他正領導學生集會，要求結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時代。接著在巴黎，我計劃拍攝法國總理雷蒙·巴爾（Ragmond Barre），卻在離開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從當日《費加羅報》（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澤東已經(jīng)離世，就聯(lián)系了在紐約的經(jīng)紀人羅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為我搞到了一份為《時代》雜志拍攝毛澤東葬禮的委任狀。但我進入中國后卻滯留在了廣州，于是我開始拍攝沉浸在哀悼中的廣州市民。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我將要從這里開始拍攝“毛以后的中國”的旅程。
四年后，我加入美聯(lián)社。1980年，美聯(lián)社北京分社由傳奇人物約翰·羅德里克（John Roderick）領導。羅德里克是美聯(lián)社資深的首席記者，他曾于1943年在延安采訪過毛澤東與周恩來。1971年，他被指派報道美國乒乓球隊對中國的訪問——也就是知名的“乒乓外交”�！捌古彝饨弧睘�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對中國的里程碑式的訪問鋪平了道路。后來，周恩來告訴羅德里克：“你打開了大門�！�
很自然地，當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時，美聯(lián)社便委派羅德里克從東京前往北京，重建新聞分社。在羅德里克的游說下，我接受了美聯(lián)社的雇用，成為中美恢復外交關系后第一個駐華攝影記者。我在北京度過了難忘的五年時間，后來又成為駐洛杉磯、新德里、漢城和莫斯科的記者。
1984年夏天，我接到在洛杉磯的新任命，帶著我的家人離開北京。在北京舊機場，我的司機小張對我說“再見”，那是一次讓人感動的告別。小張是一個大個子，有些靦腆，但很容易被有趣的笑話逗樂。他由中國外交部外交人員服務處委派到美聯(lián)社分社，是分社里唯一的司機。我的工作要求我不斷在外奔波，隨時準備奔赴新的消息來源進行拍攝，因此他幾乎成了我的專職司機，長期伴我左右。我們通過西單電報大樓把每張照片歸檔，將做好說明的照片送往郵電部辦公室，并由無線電傳往東京分社。直到80年代中期，美聯(lián)社分社才獲準使用自備的圖片傳送機將新的圖片直接傳送到東京和紐約。1981年，中國許多軍工廠被解散，工人們制造的產(chǎn)品被準許在自由市場上出售。我購買了一輛帶挎斗的國產(chǎn)三輪摩托車，它的原型是德國的寶馬，后來通過東德和蘇聯(lián)進入中國。為了幫助我通過考試，小張?zhí)嫖艺襾硪晃获{駛老師。可惜的是，在嘗試了三次路考之后我不得不放棄，我終于明白我永遠無法獲得一個由公安系統(tǒng)簽發(fā)的車子執(zhí)照：他們只給汽車發(fā)黑牌，不辦理摩托車牌照。
在中國女排戰(zhàn)勝美國隊的那天晚上，我去天安門廣場拍攝隨后的群眾游行。就在按下快門觸發(fā)閃光燈的瞬間，興奮的群眾把我從我所站的交警指揮臺拋入空中。我落入人群，壓在了好幾個人身上。第二天，小張讓我簽署一份報告。我自己當時沒有發(fā)現(xiàn)，而他告訴我，歡慶那天晚上有人在我的衣服上潑硫酸，幾乎毀掉了我的外套以及車子的座椅和白色的棉布座套。小張擔任著我可靠的司機，直到1984年我們在機場分別。
外交部新聞司的官員姚偉曾叫我參加過一個會議。他告訴我，他們調(diào)查了1979—1981年外國媒體的活動，發(fā)現(xiàn)西方發(fā)表的關于中國的照片有65%是由我拍攝的。對這個數(shù)字以及他們調(diào)查的認真性我很是驚訝。實際上，關于已發(fā)表的照片，這樣一個數(shù)字并不難獲得，因為在
